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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枢探奥 | 国务院金融工作报告与低利率时代的金融答卷

  • 2026-11-10 15:49:48
文枢探奥 | 国务院金融工作报告与低利率时代的金融答卷

2026年11月3日,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受国务院委托,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报告了2025年10月以来的金融工作情况。这份报告信息量很大,既有对过去一年金融运行的系统总结,也有对下一步工作的明确部署。透过这些数字和部署,能看到金融系统在“低利率时代”交出的答卷,也能看到那些无法回避的结构性难题。

金融工作成效,不能只看总量数据有多亮眼,还要看结构变化有多实在,以及下一步要啃的骨头有多硬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7.1%,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7.2%,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到2.96%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约5.8%——这些数字放在一起,勾勒出的是一幅“总量平稳、价格下行、结构分化”的图景。真正值得细读的,不是这些数字本身,而是数字背后的逻辑,以及下一步工作中那些绕不开的硬骨头。

一、值得称道的“新成绩”:不只看数字,更要看结构

有几个数字确实值得停下来多看一眼。不是因为它们“好看”,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金融系统在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一些实质性变化——利率的下行是实实在在的,监管的力度是看得见的,风险化解的进度是有据可查的。

(一)利率降到了历史低位,实体经济的“减负”有了真金白银

2026年9月,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.96%,新发放个人房贷利率3.05%,5年期AAA级企业债收益率1.7%,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.65%附近。这些数字放在几年前是很难想象的。企业贷款利率跌破3%,意味着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已经降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。对于制造业企业、小微企业而言,利息支出的减少直接转化为利润空间的改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“主要利率都处于历史低位”不是某一个时点的偶然现象,而是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持续作用的结果——逆回购、中期借贷便利、买卖国债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,保持了流动性的充裕,也推动了利率的下行。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”也说明政策关注的不只是名义利率,还包括企业实际承担的综合成本。这种对“融资贵”问题的系统性回应,是过去一年金融工作中最扎实的部分之一。

(二)金融监管“长牙齿”:处罚数据背后的态度转变

一组值得细看的监管执法数据:2025年10月以来,中国人民银行处罚被监管机构874家次,处罚责任人员578人次;金融监管总局处罚银行保险机构4469家次;中国证监会处罚责任主体1304人(家)次;国家外汇局查处外汇违法违规案件1058起。这些数字的意义不在于“罚了多少”,而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:监管不再是“宽松软”的,而是有牙齿的、常态化的。“聚焦价格战、违规返佣等突出问题,深入整治无序竞争”“开展打击财务造假专项行动和公司治理专项行动”“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”,这些举措指向的都是金融市场中长期存在的顽疾——无序竞争、财务造假、非法跨境经营。监管的“长牙齿”,不是靠一次运动式的严打,而是靠制度化的执法和常态化的处罚来体现的。金融法治建设也在同步推进——金融法草案、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,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完成第二次审议。立法与执法同步推进,说明监管的强化不是权宜之计,而是在制度层面扎下根来。

(三)风险化解的“手术刀”: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精准拆弹

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领域有两组很有分量的数据:2026年9月末,全国剩余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3月末下降92%;2026年6月末,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较2023年3月末减少79%。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是过去几年金融领域最受关注的隐患之一,这两个数字说明化债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——不是靠展期拖时间,而是靠退出和转型来消化存量。“加快推进融资平台退出和改革转型”说明政策的目标不只是“化解风险”,更是“改变机制”。在房地产领域,“商业银行通过‘白名单’机制累计审批通过贷款超8.4万亿元”,同时“降低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,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”。这些措施的组合,既在供给端为房企提供了流动性支持,也在需求端降低了购房成本。风险化解的“手术刀”之所以值得称道,是因为它没有搞“一刀切”的宽松或收紧,而是针对不同领域的不同病灶,采取了差异化的处置方式。

二、下一步的“硬骨头”:五个结构性难题

成绩单再亮眼,也不能掩盖下一步的困难。从货币政策到金融监管,从服务实体到改革开放,再到风险化解,每一个方向都有其内在的逻辑,但每一个方向也都面临着结构性的张力。这些张力不是靠一句“加大力度”就能消解的,它们需要的是精细的政策设计和长期的制度耐心。

(一)利率“低位”与银行“盈利”的两难

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,完善利率调控机制,降低融资中间费用,方向是对的,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:当企业贷款利率降到2.96%、房贷利率降到3.05%、5年期AAA企业债收益率只有1.7%的时候,银行的净息差还能撑多久?2026年9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5.4%、不良贷款率1.5%,这两个指标目前是健康的,但低利率环境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侵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如果利率继续下行,而存款成本刚性较强,银行的利润空间就会被进一步压缩,进而影响其补充资本、核销不良的能力。这不是说利率不该降,而是说在降利率的同时,需要同步推进银行负债端成本的下降和盈利模式的转型。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其实就是在回应这个问题——但中间费用的下降同样会减少银行的收入来源。如何在“让利实体”和“保持金融体系健康”之间找到平衡,是下一步货币政策中最难拿捏的尺度。

(二)流动性“充裕”与资金“空转”的老问题

保持流动性充裕,使社会融资规模、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、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,这个表述本身是稳健的,但“流动性充裕”和“资金真正流入实体经济”之间,并不存在自动的等号。过去几年的经验反复表明,在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,资金有可能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,或者流向资产市场而非生产领域。完善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统计制度和考核评价制度,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,这实际上是在用结构性工具来引导资金流向,而不是单纯依靠总量宽松。但结构性工具的效力,取决于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和意愿。如果银行对科技型企业、小微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不足,结构性工具提供的低成本资金就可能被投向更安全的领域,而不是政策所期望的方向。资金“空转”不是一个新问题,但在低利率环境下,它的表现形式会更加隐蔽,治理难度也更大。

(三)“白名单”救得了供给,救不了需求

常态化运行房地产“白名单”机制,满足合理融资需求,这一机制在保交楼、稳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累计审批贷款超8.4万亿元的规模也说明了政策的力度。但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,已经从供给端的融资约束,转向了需求端的预期疲软。降低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,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,这些需求端的措施也在同步推进。但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的调整,能否真正扭转购房者的预期,取决于更广泛的变量——就业前景、收入预期、房价走势。金融政策可以降低购房的财务门槛,但它无法直接创造购房的信心。房地产“白名单”机制解决的是“房子能不能盖完”的问题,而市场真正关心的是“房子盖完了能不能卖出去”。这两个问题之间的鸿沟,不是金融系统单方面能够填平的。

(四)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管制的“走钢丝”

拓展人民币国际使用,提升人民币计价、支付、投融资、储备等国际货币功能,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,方向是清晰的,成绩也是可查的——共签署有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32份,授权42家人民币清算行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约5.8%。但人民币国际化越深入,资本账户开放的压力就越大,而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又可能带来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风险。这是一个典型的“走钢丝”难题:走得太慢,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上不去;走得太快,金融安全的底线又可能受到冲击。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制度规则和治理,有序推进境内外金融基础设施联通合作,这个“有序”二字,恰恰反映了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审慎态度。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场冲刺,而是一场需要精确控制节奏的长跑。如何在推进国际化的同时,保持对跨境资金流动的有效管理,是下一步金融开放中最考验政策智慧的地方。

(五)融资平台“退出”容易,“转型”难

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退出后市场化转型工作,这句话看起来是成绩的延伸,实际上是难点的暴露。融资平台数量下降92%、存量经营性金融债务减少79%,这些数字说明“退出”工作推进得很快。但“退出”之后呢?融资平台原本承担的公益性项目融资功能,需要有新的机制来承接;平台转型为市场化主体后,其信用基础、盈利能力、治理结构都需要重新建立。加快推进融资平台退出和改革转型,把“退出”和“转型”并列,说明政策制定者清楚地知道,退出只是第一步,转型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转型的难点在于:这些平台长期依赖政府信用背书,一旦剥离,其市场化融资能力能否支撑起原有的业务规模?地方财政在土地收入承压的情况下,能否为转型后的平台提供足够的支持?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,它们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。

三、更深层的观察:金融治理的“时度效”如何把握

把当下的金融工作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,它反映的不仅是某一年的成效,更是一种金融治理逻辑的演进。从“稳增长”到“防风险”,从“总量宽松”到“结构引导”,从“国内治理”到“国际参与”,金融系统的任务清单在扩展,治理的复杂度在上升。在这种背景下,“时度效”的把握——什么时候出手、力度多大、效果如何评估——就成为比具体政策工具更关键的问题。

(一)监管“全覆盖”与创新“试错空间”的张力

全面强化“五大监管”,丰富监管手段,提高监管能力,消除监管空白,同时探索人工智能在金融管理和服务领域的应用,防范模型应用风险,这两句话放在一起,恰恰揭示了监管面临的核心张力:既要“消除监管空白”,又要为创新留出“试错空间”。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——它可能提升效率、改善风控,但也可能带来模型风险、算法歧视、数据安全等新问题。监管如果过于宽松,风险可能积累;监管如果过于严格,创新可能被抑制。“探索”和“防范”两个词,表明政策在这一领域采取的是“边观察、边规范”的渐进策略。这种策略的合理性在于,它承认了监管者对新技术的认知是有限的,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规则。但它的风险在于,如果“探索”的步伐太慢,而市场创新的速度太快,监管就可能永远处于追赶的状态。

(二)平准基金“稳市”与资本市场“市场化”的长期命题

支持中央汇金公司发挥类平准基金作用,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、渠道和入市方式,巩固完善资本市场稳市机制,平准基金在维护市场稳定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,尤其是在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时,它能够提供流动性和信心支持。但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,不在于平准基金的规模有多大,而在于上市公司的质量、投资者的回报、制度的公平性。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,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、适应性,强化债券发行定价监测治理,这些才是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。平准基金是“救急”的工具,不是“治本”的药方。如何在发挥平准基金稳市功能的同时,不让它替代市场化改革的内在动力,是资本市场治理中需要长期关注的命题。

(三)“五篇大文章”的统计考核与真实风险定价的距离

完善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统计制度和考核评价制度,2026年9月末,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贷款同比增长10.1%,债券市场“科技板”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3.3万亿元,这些数据说明,金融在科技、绿色、普惠、养老、数字等领域的投入在快速增长。但“统计考核”和“真实风险定价”之间,还存在一段需要跨越的距离。科技型企业的高风险特征,决定了对其贷款不能简单地用传统风控模型来评估;绿色金融的项目认证和碳核算标准,仍在完善之中;普惠金融的“可及性”提升之后,“可持续性”的问题随之而来。统计考核可以推动金融机构“做规模”,但只有真实的风险定价能力,才能确保这些业务“做得久”。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,加强与财政、产业等政策协同配合,放大政策效能,这说明政策已经意识到,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不能只靠金融系统单打独斗,需要财政、产业政策的协同。但协同的机制如何建立、风险如何分担,仍然需要更具体的制度设计。

结语

当下的金融工作,是一份在“低利率时代”交出的答卷。它的亮点是实在的:企业贷款利率降到了2.96%,监管执法力度明显加强,融资平台风险化解取得了实质性进展,人民币汇率在复杂环境中保持了基本稳定。但它的难点也是实在的:利率下行对银行盈利的侵蚀、流动性充裕与资金空转的张力、房地产需求端的疲软、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管制的平衡、融资平台转型的漫长路途——这些都不是靠一两个政策工具就能解决的问题。金融治理的复杂性,恰恰在于它必须在多个目标之间同时取得平衡,而每一个目标的推进都可能对其他目标产生溢出效应。读懂金融工作,不仅要看它取得了什么成绩,更要看它在哪些地方用了“有序”“稳妥”“渐进”这样的修饰词——那些修饰词背后,就是真正的硬骨头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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